90年代我在俄罗斯当倒爷「九十年代倒爷」

这是《自拍》第340个真实故事

如果你有故事，请私信我

刘开宇/口述

小问/撰文

呱呱/编辑

我是刘开宇（@刘开宇），60后，东北人。我曾在国企工作，后来在俄罗斯当倒爷，现在是洲际自驾爱好者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下海弄潮是潮流，我跟着潮流走，搭上中俄边贸的快车。

90年代末回国，国企改制，在下岗潮中，我成了灵活就业者。大时代变革，下海和下岗都被我赶上了，小人物的悲喜我都经历了。“开国产车，娶进口妻，造合资娃，走世界路”就成了我的人生调侃。

这是2022年6月我在俄罗斯Троицкий собор教堂前。

我出生在军人家庭。我爷爷是山西小有名气的乡绅。父亲在当地出了名地会读书，却在15岁时，瞒着父母，加入了抗战武装队伍，后来加入了八路军四野。他很爱学习，枪不离身，钢笔也不离身。他一辈子喜欢摆弄车、望远镜和无线电，后来转业到工业局当领导。母亲是中国医大第四分校的女兵大学生，建国初期，她就作为军区女摩托车手，骑着苏制иж250大摩托接受过东北最高首长的检阅。

这是1964年，我的全家照，当时我2岁（前排左一）。

那个年代，男孩子的最高理想是参军，我两个哥哥都去当兵了。我们家有一台七晶体管的“美多”牌收音机，姐姐喜欢收听英语广播，自学英语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姐姐相信自己百分之百能考上，但她没收到体检通知书。原来被父亲不小心扔进废纸篓了。姐姐捡回它时，已错过体检。她怎么甘心？自己跑到体检医院旁边找个招待所住下，想再争取一下。碰巧室友也是女知青，碰巧刚参加完体检，碰巧她亲戚是体检医生，姐姐马上求助。结果姐姐获得补检资格，考上大学。要不是最后关头自己想法子，她肯定后来做不成大学教授。

通过这些事情，我打小就知道，有勇无谋，成不了事，有谋无勇，照样成不了事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所以我学得比较机智，敢闯，而且特爱闯。和陌生人打交道会用技巧，突发事件来了能应变。诸事顺遂，自然就有些自命不凡。

我们一家六口，个个能文能武。我天然就爱两样东西：学习和玩车。高考时，我报的是汽车制造专业，但没考上，服从分配上了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。

这是1976年我在鞍山的家里。

1984年，我毕业留校任教，1988年调到鞍钢文化技术学校当数学老师。那时的我，不敢想象，有一天，我这代人能拥有自己的车，还能驾着它驶向地球另一端。

1989年，戈尔巴乔夫来北京，中苏关系正常化。两年后，苏联解体，改名叫俄罗斯。名是改了，远东地区的物价还是苏联时期的，这叫双轨制。3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双全牛皮冰刀鞋。当时一个鞍钢国际部的领导说，“要是使点劲儿，我能买下一个俄罗斯商店”。这绝对是个契机，我蠢蠢欲动，很想去那边看看。

1990年，我每月挣132元，在当时的鞍山，这是高工资。但我觉得，在企业学校工作再出色，都没有什么价值体现，所以我不能再混了。我决定去俄罗斯，边学专业，边学外语，边做点服装生意。

这是我在辽师大校门前。

1992年10月底，我跟大学同学准备一块儿去俄罗斯。第一步比较大胆，要丢掉铁饭碗。在同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，有什么意思？去任何地方都有能力吃上饭，那才叫本事。

我先把人事关系转到一个计算应用中心，这工作很自由，领导交待我做的，我及时完成就可以。学数学的都知道苏联有个数学家叫基米洛维奇。我说我很向往那个国家，领导开明地说，要不你先到俄罗斯留学吧。说是派我去留学，其实就是能学就学，不能的话出去看看能做些什么。当时的我，刚满三十岁，风华正茂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反正父母从不干涉我，我很独立。

第二步比较高难，要办护照。那时都争着抢着办一种护照，叫“公务普通护照”，这种护照要去省政府的外事处办。需要一个进出口企业给我上报一个申请， 再递交一个外方邀请函，邀请函上要写上我去干什么 ，出国费用由谁出。当时一个办国际公司的同学帮我拿到批文。另一个学俄语的同学，刚从俄罗斯回来，他帮我搞定邀请函。

我把资料递交到省政府，“公务普通护照”下来了，还附一个纸条子，叫“出国函”。它表示“批准某某同志，在某时，到某地，去执行某使命”，有了这个条子，边防才能放行。我很快就拿到护照和纸条子。可我第一次出境没成功。

在绥芬河，快上国际列车时，同学突然问我办没办国际健康证？结果我没办，走不成了，只好让他把我的行李先带过去。我的行李有三十件，每件二十公斤。当时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会带点货，比如仿鹿皮夹克。作废一张车票，80元人民币，相当于我在鞍钢半个月的工资，我挺心疼。回头去补办健康证，当天我就顺利拿到健康证。

重新出发，在绥芬河过境时，我认识了一个边防中尉。我说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，这个“出国函”你别收走，我下次出国还要用。他说，那哪行呢？这个必须收走。我把纸条放在那儿，他看看我的护照，盖完章，头一转，我把那纸条就顺走了。没想到，过那边海关更顺利，不看任何文件就能过，因为当时中俄两国对公务普通护照互免签证。

这是绥芬河口岸。1995年，我再次故地重游。

第一站是去海参崴的一个卫星城市，叫格城，在中国边城绥芬河市的对岸，归乌苏里斯克管辖。这里完全像个小农村，却有国际列车车站。当时下火车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刚解体的国家，物资极度匮乏。就是这样的俄罗斯小边城，俄罗斯人仍然购物排队，买货不讲价，开车不闯红灯，行人过街走斑马线，没有人大声喧哗……这等的秩序和素养，给我留下美好印象。

这是我的俄罗斯第一城—格城（Годеково)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“边境”（Пограничный)。

出站不远处就是服装批发市场，类似咱的乡村集市。不同的是，这里的用电几乎免费，这里的人都金发碧眼。走在街道上，看到一口奇怪的井，有个按钮，一按就能出水。大冷天的，水还不结冰。怎么做到的？

后来我去问，原来人家把泵放到井里，上来的水总是温的。咱们用扁担挑水，他们用小车拉水桶，桶盖四周用橡胶圈封死，水就不会洒。我就想啊，这个民族五大三粗的，挺会使巧劲儿。

这是后来我在楚瓦什共和国看到的类似的水井，但这个没有按钮，压一下这个把手，水就能一直流出来。

对这个国家，我无时无刻不充满好奇。没去之前，我听说老毛子打砸抢烧什么都干，可我一个没遇着。有一次我开车加不上油，又说不明白，过来一老毛子，我指着我的车说，“它饿了”(голодный)，那人哈哈大笑，一边指一边说“边进”（бензин)，我马上学会了，“边进”是加油站的意思。后来才知道，“边进”不是加油站，是汽油的意思。那小地方啊，加油站就写个“边进”，因为那儿没有柴油，只有汽油。

先到的同学挺麻利，拿着货运单，提了行李，到市场立马就做批发。我到了后也开始当倒爷。进一件衣服加上所有费用，一件成本合42块钱人民币。老毛子来了，就卖80块，他们绝不砍价。过不了三、四天，我就返身回辽宁海城市的西柳市场，再进一批货。同学问，你有钱上货没？我说，有啊，我家开过一个治疗腰腿痛的中医诊所，我有本钱。回来过关时，我如入无人之境，那张“纸条子”还管用。在市场，我很快学会一百多个单词，我尤其会查数。一听到数字我就能反应过来，因为我是数学专业的嘛。

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蓄着胡须的中国裁缝，他一口乡音吸引了我。当时我还剩最后一包货，他问能不能卖给他，我说，既然是老乡，我就按70块人民币给你吧。这老乡一下子感动得哭了。他开始痛说家史，原来他是一个偷渡者。当年他觉得自己没前途，踩着老虎脚印，穿过铁丝网，冒着风险跑到苏联。苏联人怀疑他是特务，审了又审，审不出什么名堂，就定个“非法越境罪”，把他扔到牢里关了好几年。结果他在牢里把俄语学会了。

我问，你现在算是哪国人呢？他说，我哪国人都不是，我是“无国籍公民”。哎，这种人就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。能证明他存在的，只是一本苏联护照。我不觉得他是坏人，我相信他。当时，我的房东闹意见，我们一直搞不清状况。我让老乡当翻译，帮我们问问。结果老乡说，房东的意思是“赶紧走人，在他视野里永远消失”。不知道我们哪里冒犯了他，不懂人家的语言，就不懂人家的规矩，这教训我记住了。

因为语言问题，我时不时出糗。大冬天去买冰淇淋吃，见到一块金纸包的东西，买回家把金纸剥开一看，呀！这肥皂怎么能在食品店卖呢？气得我啪就甩了，结果小猫叼着就跑，猫都馋成这样了，连肥皂都吃，这还了得？过后我才知道那是块乳酪。

这是格城站前一条街。

出国我没带钱，人和货过去了，就会有钱。可挣到的钱，如何带回中国呢？当时有这么几种方式，第一种是在当地换成美元，再带美元过来。风险是，过关时不报关，被警察搜到就被没收。第二种是“买条子”，就是到绥芬河的边贸公司办事处换钱。比如说有个国内公司想买俄罗斯的卡玛斯车，他们在格城收了你的卢布，拿去买车，就打一个欠条。两天后，你再到绥芬河的边贸大厦拿这个条子去取人民币。当时鱼目混杂，谁也搞不清楚哪个是骗子。

第三种就是买车，要跟俄罗斯的公司做一份“易货贸易”合同。上面写：用两万件仿皮夹克换三十台拉达车。这么写是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拿这个“易货贸易”合同给车过关。我只做成三台车的“易货”：一台拉达2014，两台拉达2105，合同上写“折合五千瑞士法郎”。当时计价统一要用瑞士法郎。咱也不知道瑞士法郎汇率是多少，咱就按美元价写。合同一做完，就到中国这边，给中国海关备案。

当时我们挣的钱，一部分换成美元，一部分买“条子”，一部分就买车。挣了很多卢布，大家却不怎么兴奋。如不赶快把卢布换成“条子”或车，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带列宁头像的卢布天天贬值。

背着双肩包，包里塞满卢布，我就去乌苏里斯克大集买车。三台车都是二手的，折合人民币10万块钱，这在国内我得干一百年。和车主谈好价后，得去有卖车资质的商店开一个收据，用这玩意儿才能出俄罗斯海关。车主是个不会说朝鲜话的俄罗斯籍朝族人，我当时只会说“裤大”（куда)，意思是“去哪”，他说“去商店”。路上我犯嘀咕，怕掉贼窝里。我从后视镜观察他，他目光呆滞，凭此我判定，他不是坏人。拿到收据，另外两台车也照这个路子办。

然后我把车开到格城，停到我住的院子里。大冬天，电池冻鼓包了。当时在格城买不到电瓶水，我就把积雪最纯净的部分拿到室内融化，自制“蒸馏水”。把水灌进电瓶后，再用我事先买好的充电器给电瓶一次次充电，直到它好使。作为学理工的大学毕业生，这些电化学原理我都懂。可我再有能耐，也没有三头六臂，怎么把三台车开回中国呢？我到大街上现抓一个“壮丁”去！

碰巧一个中国人走过来，我看他，他看我。他愁眉苦脸，我问，你干啥去，他说他要买票回国。我问他会不会开车，他答，会。我说，帮我把车开回去，你就能免费回国。他很乐意。然后他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来自齐齐哈尔，姓周，海参崴阿尔乔姆机场旁有个中国人的工地，他在那盖房子。我问他机场工地怎么走，他说了一遍。

我跟他准备各开一辆车去过关。可要过关的车排了一公里。排一天也没过去。老周说，找个“摆事儿的”，不排队就能直接进，一台车要一百美元。我说太贵了，不给，咱就排着。第二天又没过去。大冷天，车还烧了不少油。这儿油不值钱，烧油跟烧水似的，咱不在乎。第三天，快黑天了，只好去找那“摆事儿的”，交二百美元，两辆车进去了。进去发现，里面的海关人员要下班了。

他们赶我们出去，我装听不懂。过来一个上尉，拍着我的机盖子说，赶紧出去。我说，别拍我车！我就不走！他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，其中两句我听懂了，一个是他叫“瓦洛佳”，一个是“明天你第一个过”。隔天早上，果然我们第一个过关。为了庆祝，我们就去吃饭喝酒。我又让老周说了一遍机场工地怎么走，他两次说的一模一样，说明他没骗我。用他自己的话去验证他的真假，这是我的经验。

在绥芬河卖掉两台车，我自己开第三台车再次过关，开回鞍山。那时在鞍山开拉达，跟现在开奥迪差不多。半年后，我卖掉这台车。

这是我和我的拉达车在格城。

1993年6月，我又回俄罗斯。这次是坐船从黑河对岸的海兰泡上岸，再坐火车到一个产煤的小城聂留恩格利（Нерюнгри）。那时正是夏至，赶上白夜，天一直都是亮的。公交车没有卖票的，人人免费乘车。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里，仍能看到中国人在市场做生意。

我当时的妻子已经在圣彼得堡留学。我去聂留恩格利，就是因为朋友有办法帮我买到飞莫斯科的卢布票。飞到莫斯科后，我又要换火车去圣彼得堡。问题来了，我要花高价买外国人车票。

正发愁时，奇迹出现了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过来说，你不用买票，跟我走。原来她是一个新西伯利亚来的中学老师，要带学生去圣彼得堡过夏令营，有学生没来，她手里有多余的票。她们走到哪我就乖乖跟到哪，老师嘱咐我上车后别四处看，“你们中国人眼神变化太丰富”，容易穿帮。好在我坐的是包厢，我上车就蒙头大睡。下车后，她只收了我几块钱。

1993年6月20日，我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老师（左二）以及她同事在莫斯科市中心留影。

因为有事，我回了一趟国。1993年的9月，我再次从海参崴坐飞机去圣彼得堡。这次没人帮忙买票，我必须独立完成。机票贵得吓人，要340美元。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买，只需付美元票价的1/4。他们对外国人开价高，而且必须用美元支付。不过，留学生可以享受本国公民待遇。

在海参崴市内民航售票处，我拿出学生证，那是一个留学生回国前留给我的，他的名字跟我的很接近，我贴张自己的照片，准备糊弄过去。结果他们不卖我。我又跑到机场，机场售票员没细看学生证就卖了我学生票。我一高兴就送她一把中国打火机，说是纪念品，她摆手说“聂古溜”（не курю)，我就从她那学会了怎么说“不吸烟”。

当时俄罗斯经济不好，主要表现就是航班经常延误。这样的超远航班，通常只坐了1/3的人，要等客满再飞。那就等吧，可第二天又没飞。飞机延误那两天，我就因地制宜，想起老周的工地。我打个车找到他的工地宿舍，果然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做饭，我说我是老周的朋友，想在他床上借宿一下，那厨师痛快地答应了。那个时候，人和人能不能彼此信任就靠眼神观察。我帮他们削了两天土豆皮，蹭了两晚食宿。

第三天终于飞了。回到圣彼得堡，我继续去市场卖服装、手套和各种小货。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做别人做不了的事，才是我的追求。在国内，我跟着家里做过几年中医药电疗治腰腿疼痛，有很成功的经验。我知道，天寒地冻的俄罗斯，腰腿痛患者一定多。心里一直想着，我当时的妻子是学医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个诊所。

1993年底，我终于找对了学俄语的方法——住在俄罗斯人家里。当时，我的妻子住在Кира房东家。我住进去不久，她提出她要搬到别处，后来她又说她想回国，这个小家就这么散了。我住进另一个家，认了一个“俄罗斯妈妈”。她叫叶莲娜，比我的亲妈小两岁。她的身世和中国有着深远的联系。日俄战争后她父母来华工作，她出生在中东铁路穆棱站。

1921年拍摄于哈尔滨。那一年，俄罗斯妈妈的母亲（右）在哈尔滨接受女子高等教育。

1933年，她随父母回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后来，一家人被流放到俄罗斯远东的黄金城——马加丹。最后才移居到圣彼得堡。她的护照上显示她生在中国。她把我看成故乡来的最亲的亲人。她叫我Коля ，她说，你有了俄罗斯名字，俄罗斯人就能很快记住你。

这是我住过的地方，我每年都开车看望我的俄罗斯妈妈。

我与俄罗斯妈妈相处三年，留下太多美好的回忆。她喜欢普京，投票只投给普京，她还会用发霉的面包酿酒，没事儿就喝上两口。

我的到来多少改变了她的生活。她爱喝我送的中国绿茶。她跟我学做中国菜，比如花生炖猪蹄、红烧凤爪和腌制鲜鸡蛋。她常为我做饭、洗衣、缝制衣裤，她教我按俄罗斯的方式做饭、吃饭和生活。她给我朗诵俄语课文，我用录音机录下来，每天反复听，半年我就拿下俄语。

这是2014年，我去看我的俄罗斯妈妈，这一年她84岁了，她身后的冰箱是苏联时期制造的，噪音好像拖拉机一样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有个冬妮娅，Кира房东有个邻居也叫冬妮娅。她也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女人，没有丈夫，能干、善良、热情、健壮。苏联刚解体那几年，中国留学生多起来，Кира房东和冬妮娅阿姨不仅腾出自己的房间，还免费帮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找房源，租金都很低。她们的善良、开朗和无私帮助，让许多中国人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冬妮娅阿姨在一个体育中心有个女朋友，叫瓦伦缇娜，她在那帮我要了一个办公室。我教俄罗斯医生怎样用中草药外敷和电疗，他们做一次治疗收10块钱，我留5块，他们留5块。退休金不多的老兵和老太太来治病，我们就不收钱，我们收获了更多俄罗斯朋友。一个画家朋友，给我做了一个大广告牌，就放在路边儿上。我们的诊所越来越受欢迎。

这是1993年我和冬妮娅阿姨（左）还有Кира房东（右）的合影。

1996年，我离婚了。1997年，我哥病故，家里的平衡被打破，我只能离开俄罗斯。回国后，因为我有出国背景，别人推荐我去一家国企，后来我做上了副厂长。不久，东北国企改革，企业效益不好，我下岗了，偶尔帮别人跑跑国外业务。

之前在圣彼得堡开诊所时，有个年轻的俄罗斯姑娘来咨询，她手脚干裂，问能不能治，我就去查字典，把这个病症记下来，做成卡片，回国跟一个老中医沟通后，给她寄了一些药。这件小事很普通，却在她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那时，我33岁，她是19岁的大学生。

我回国后，和她天各一方。她想来中国看我，可她在军工企业做工程师，这种身份的人，和外国人结婚不被允许，办理护照更受限制。她果断离开军企，进入俄罗斯最赚钱的石化公司。

这是2005年9月，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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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出境自由，她就飞到中国来找我。当时我是个下岗再就业人员，在国内娶不到媳妇儿。她是高级工程师，从事石化工程设计，薪水很高。她不看我有没有钱，住不住大房子，开不开豪车，她觉得顺眼，凭直觉认定我这个人，就一直追到中国来。

2006年，她从圣彼得堡飞过来。我当时真没什么钱了，因为离婚，钱都给前妻了。但我姐出钱帮了我，我提前三天到北京买了台奇瑞，第二天就开车上机场接她，带着她满世界跑。她也要学开车，跟我学了一下就开上瘾了。回到俄罗斯，二话不说就自己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奇瑞，考完驾照就上路了。

这是她在2016年7月驾奇瑞QQ613车。

她每年都飞来看我，我带她到处玩。她喜欢中国文化，她好奇“成天有人请你吃饭，为啥啊？”我说，“人家看我带洋媳妇来，就给我面儿呗”，她追着问，“为什么这样呢？”，我告诉她中国是人情社会。

她说她很难生孩子。可我还是决定和她结婚，她大受感动。2007年，我们结婚了。后来，她竟然给我生了两个娃。我在俄罗斯常居下来。

她叫叶莲娜，但我偏叫她娜塔莎。电视剧《我的娜塔莎》里有个庞天德，庞天德的欧亚穿越就像我，她当然就是那个娜塔莎。她是我的好车友，我们自驾走很多地方，很开心，车轮子是我们的最好伙伴。

这是2007年7月，我们在辽宁岫岩县给新买的摩托车刚上完车牌。这是我的第十辆摩托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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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俄罗斯，我经常做的都是不挣钱的事儿，我也不差那几个钱。我经常搭救自驾陷车的车友，看到中国劳务出国的工人过关遇到难题时，我就用自己的经验帮他们过关。不过，给自驾车队做领队却是挣钱的事。跑一大圈儿，把车队带出国门再安安全全带回国，是我最大的满足。当你拼命去挣钱时，你可能挣不到钱，当你努力去做一件好事，钱会自动找你，你不要都不行。

反正我把房子买了，没有什么其他压力了，就每隔两年换一部新车，我都是开最新款的车，都是中国制造的。父亲年轻时喜欢枪、望远镜和无线电，但这些都是日本造。真正的民族解放，那是要发展民族工业，可不是喊口号这样简单，发展中国制造才是最基本的出路。我们这代人比父亲那代人幸运，有机会把自己个人消费这滴水，倾注到伟大的中国制造的洪流中。

每年春秋我都在国内，在国内我还开了公司，做建筑工地配套机具，春秋忙，夏冬没事儿。夏天我自驾游，冬天我就住在俄罗斯，圣彼得堡不冷，冬天在那儿很舒服。像咱这样的小人物，东一耙子西一棒子地，没发着财，但生活压力不太大，一直过得挺愉快就可以了。回想这一辈子，穷时骑自行车，有钱就买摩托车，钱多一点儿，就开小汽车。还要什么呢？

我那代人很小的时候，家家条件都差不多，骑自行车也能风驰电掣，我们给车轮子一侧别上纸盒，就能发出摩托车的响声，骑一台车可以带三个人，摔个人仰马翻是家常便饭。从少年时代我就喜欢玩车，开上拖拉机俺都兴奋得不得了，就像一个孩子开玩具车一样。

这是2018年12月，我在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开苏式履带拖拉机。

1992年，我第一次开车往返俄罗斯和中国时，少年时对车的梦想又被唤醒。什么时候能自己开车走一趟欧亚大陆呢？

后来有一次回国时，我备足一周食物，带上俄语字典，专门坐了一趟火车，从莫斯科坐到海兰泡，就为了看一眼西伯利亚大平原和贝加尔湖。那时车票要80块钱，火车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足足跑了144个小时。可它不能停下来，任我攀登雪山和下湖戏水。

这是 1994年的莫斯科—北京的国际列车，我在西伯利亚一个火车站月台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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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夏天，我终于自驾一个月，走了一万五千公里路。从圣彼得堡出发，开往黑海，翻过乌拉尔山，穿越西伯利亚，最后在海参崴口岸出境回国。为了怀一下旧，我专门开到我的俄罗斯第一城—格城。和21年前比，它竟没什么变化。唯一变的是，那时我开苏联产的拉达2105，现在我开中国的东方之子。

格城火车站静得出奇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服装批发市场早被取缔了，街道依然干干净净，径直走向通往绥芬河的公路口岸，就到了俄罗斯国门。

这是新的格城城镇牌子，我记得在1992年时，它不是这个样子。

这是2013年8月，我在海兰泡的州际公路上，上面的俄语写的是：莫斯科—海参崴。

到今天，向南，我走到了索契和黑海；向北，我走到了摩尔曼斯克和北冰洋。俄罗斯的85个联邦实体，我走过了77个；欧洲国家有43个，我走过25个。地球在我的车轮子下越变越小。

前一段，我看完了电视剧《莫斯科行动》，那些打打杀杀我都没遇到过，遇到的都是俄罗斯阳光的一面。我可能是比较幸运的一个，感受更多的是文明和温柔的俄罗斯。从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到现在，已过去整整三十年。我所有的生活都根植于俄罗斯民间，那里有中俄友好的丰厚土壤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如鱼得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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